記者也註意到，根據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雖然去年中國城鄉恩格爾系數為29.3%，的確已經低於30%，但如果分城鄉來看，城鎮恩格爾系數已降到28.6%，與此同時，農村恩格爾系數還在30%的線上，處在31.2%的水平。雖說目前中國城鎮人口已超過農村人口，但農村人口總量依然還有5.7億之巨。
每經記者 李可愚 胡健 每經編輯 陳旭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查閱相關資料後發現，2016年世界銀行公佈的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是8260美元，按照該行提供的標準來看，目前中國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傢行列，不過，這一數字離現行高收入門檻線12235美元還有一定距離。
毛盛勇解釋說：“衡量一個國傢是否為發達國傢，除瞭恩格爾系數以外還有很多的指標，比如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國民收入分配情況、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預期壽命等指標，特別是人均國民收入。2017年，盡管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按平均市場匯率來算還不到9000美元。”
國民收入“重於”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系數是否真的就能表明我國進入“發達國傢”？系數本身與我國當前的國情是否出現瞭一定程度的背離？對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力圖解開這一變化背後所反映出的真相。
對於毛盛勇的相關表態，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副總經理周昆平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也深表贊同：“中國的恩格爾系數比較復雜，背後還是受中國經濟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所影響。我們應該註意到，在整體恩格爾系數下降的同時，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發達地區和貧困老少邊窮地區（恩格爾系數）差異整體還是比較大。”
事實上在大約半年前，國傢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曾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16年中國恩格爾系數已接近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富足”標準，而當時“恩格爾系數”一詞在微博搜索指數上立刻上升至1526，比此次的指數最高點還要高近兩倍。
廣東恩格爾系數高於山西 單一指標無法確證誰更發達
除瞭“恩格爾系數變化是否意味著中國向發達國傢靠攏”這個話題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還發現瞭另一個有趣的爭議焦點：有網民提出，中國人愛吃舉世聞名。這會不會導致主要考察食物消費占比的恩格爾系數被人為“拉高”，導致中國人實際的生活水平被低估？
原標題：廣東恩格爾系數高於山西 單一指標無法確證誰更發達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對此，周昆平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在一些農村人口較多的地方，要考慮到恩格爾系數在這些地區表現出的特殊性。”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搜索社交平臺數據後發現，3月13日到3月14日的兩天內，“恩格爾系數”話題的熱度增長7倍，3月15日的話題指數又比前一天增長瞭50%，微博搜索指數達到584。
長期以來，大眾傳媒都介紹這樣一種說法：“傳統上普遍認為發達國傢的恩格爾系數在20%到30%之間”。既然中國城鄉恩格爾系數此番已經降到30%以下，那是否意味著中國自此成為發達國傢一員瞭？這是全民都希望從權威部門那裡得到的答案。
按照廣東省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17年，廣東全省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3.51%，這一數字不僅超過瞭30%線，還高出全國平均水平4個百分點。記者還註意到，不僅是2017年，之前的2016、2015和2014年三年間，廣東省居民恩格爾系數均高於全國同期水平，並且大體上一直保持在34%左右，幾年內未有明顯變動。
“一般來說，農村為糧食生產基地，糧食的自給性消費占相當大的比重，使其糧食消費受市場價格的影響較小；而城鎮居民食品價格波動較大，由於受到食品價格的影響，恩格爾系數變動也較大。”周昆平這樣總結道。
基於此，在考察恩格爾系數相關變化的同時，還是要分城鄉進行觀察，以防止出現一些地區生活水平“被平均”的現象。
“吃貨”拉高廣東恩格爾系數
毛盛勇在3月14日記者會上給出的答案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不是說恩格爾系數進入這個水平就是發達國傢瞭。”
記者在梳理全國各省份統計數據後發現，這種觀點並非“空穴來風”。在我國的一部分省區市，的確出現瞭因為“吃貨”較多拉高瞭當地恩格爾系數的現象。
例如，作為我國經濟總量排名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均處在全國前十水平的省份，廣東省雖然在各項經濟指標上遙遙領先，但是恩格爾系數的表現卻“拖瞭後腿”。
當國傢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上月透露“2017年中國城鄉恩格爾系數已低於30%”這一消息後，相關話題立刻在輿論場上被“激活”。
為何經濟排名和生活水平均處在全國前列的廣東省，其恩格爾系數竟長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廣東省社科院的專傢看來，這的確與廣東人愛吃很有關系。該機構2010年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廣東人的“重吃”、“好吃”全國有名。他們不僅追求吃得好，而且還追求吃得精、吃得細、吃得鮮，食品支出數額就大。因此，廣東恩格爾系數高也就不足為奇瞭。
節儉或致恩格爾系數不升反降
除個別省份恩格爾系數可能受特殊消費習慣影響之外，記者在分析各省份恩格爾系數數據時還註意到，與通常的認知不同，一些處在中西部地區、經濟整體還不算發達的省份恩格爾系數水平往往低於全國平均線。
例如，據山西省統計局公佈的數字，該省2017年城鎮居民傢庭恩格爾系數為23.1%，農村居民傢庭恩格爾系數為27.4%。這兩個數字均大幅度低於全國城鄉平均水平，而該省的經濟狀況在全國隻處於中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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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據《寧夏統計年鑒2017》提供的相關數據估算，2016年寧夏城鎮恩格爾系數僅為24%、農村恩格爾系數也隻有26.47%，看起來已經進入瞭所謂的“發達區間”。但這一遠低於全國水平數據的背後，卻是該區人均GDP處在全國20位以後，目前仍存在大片深度貧困地區的發展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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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恩格爾系數反倒是出人意料地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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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我國的農業生產者收獲糧食後通常會有一部分作為口糧，在有些地區，這部分比例非常大，農民的食品支出額幾乎為零，最大的生活支出就是傢用電器和衣服之類，如果按恩格爾系數來判斷其生活水平，便會存在一定的局限。
廣東省社科院的專傢曾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傳統的消費習慣也導致恩格爾系數在欠發達地區反而較低。在中國的一些落後地區，長期以來形成“勒緊腰帶過日子”的習慣。在傢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時，傢庭總支出規模基本不變，但由於諸如學費、電費、水費、醫藥費、燃氣費等剛性支出的增加，一個現實的選擇就隻能壓縮食品支出。這就直接導致瞭收入低、恩格爾系數也低的“雙低”現象。
與此同時，細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發現，記者在報道中主要以我國城鎮恩格爾系數歷年來的變化作為觀察的重點，但對於農村恩格爾系數的變化則著墨不多。事實上，這與恩格爾系數在評估農村居民生活狀況的局限性有關。
除農村消費結構對恩格爾系數帶來的影響外，由於農村整體更為接近食品原產地，食物價格變動沒有那麼劇烈，因此農村恩格爾系數的變動比較平穩，並不能非常明顯地看出經濟發展對這一指標起到的推動作用。
例如，中國農村恩格爾系數從“4字頭”下降到“3字頭”花瞭13年時間，用時大約是城鎮的3倍。再如2006年到2012年的6年間，由於當時我國CPI經過多次大幅波動，導致城鎮恩格爾系數反復在36%上下來回“拉鋸”，而農村恩格爾系數卻在這個階段整體保持下行走勢，從43%下降至39.3%，似乎受物價波動影響不大。
周昆平就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影響食品支出額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食品價格，我國地大物博，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由於區域不同，使得城鎮與城鎮、城鎮與農村、農村與農村之間食品供應及交通條件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導致同種食品在不同地區的價格及供應的穩定性有較大的差別。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如果要判斷一個國傢是否真正達到“發達國傢”國傢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比恩格爾系數更應受到關註。“恩格爾系數降到30%，隻能表明我們已處於進入高收入國傢行列的門檻邊上，但我們目前仍未跨過這一門檻，接下來還需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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